从上海回到故乡的县城，母亲满面笑容地出来迎接我。当我离开故乡时，母亲已经无声无息地长眠在故乡的小山坡上。

    为了外甥高考填报志愿，我于 6 月 27 日 急急忙忙赶回老家。母亲见了我，乐得喜笑颜开。我仔细端详着母亲的面容，气色比以前更好了，说话气力尚足，耳聪目明，行走比以前更加有力，我大为惊喜。莫非先父保佑，母亲应该还有三年饭吃了。两天内，我与母亲一起吃饭，一起交谈，一起睡觉，没有发现半点异常。

    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我感到浑身燥热、心烦意乱，但又说不出哪里不舒服，在床上辗转反侧。母亲在旁边不安地问：是不是换了床铺，不习惯？母亲半夜还起床为我盖被子，早晨起床后又为我盖了一次。

    第二天又与母亲对面而坐，母子二人神情愉悦。感谢上天保佑，我的母亲更加健康了。过去，一到冬天，母亲便浑身发痛，不能伸手穿衣，也不能起床。我于是一到冬天，便祈祷老天不要下雪、不要降温，因为寒冷的冬季就是母亲受难的日子。前几年，一碗饭一周也吃不完。这次看到母亲行走自如，一顿能吃一碗饭，真是喜出望外。

    晚上，与妻子通电话，妻子询问母亲健康。我说非常好，比以前好得多。妻子惊诧：真的会比以前还好？我说是真的。妻子听了也很高兴，叮嘱我将上月出去旅游拍的照片给母亲看。谁知道，母亲在我们深夜呼呼大睡时悄悄地离去了，脸上还挂着幸福的笑容。

生于忧患 积劳成疾

    母亲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很小就被送给远方的人家做童养媳，自幼饱尝了世态炎凉，早年的婚姻挫折使母亲遍体鳞伤。母亲坎坷的命运，如今我要叙述，心情可谓是痛彻心肺，无法自持。

    母亲经历过抗战和内战时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物质生活的贫乏自不待言，生命亦是朝不保夕。政权更替后，接连不断的是政治白色恐怖、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母亲一生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母亲没有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现在的人们多少有点经济谋生的自由，母亲那时候要离开村子到某个地方出行都必须得到批准，没有任何自由可言。

    在那个黑暗时代，人命如同蚂蚁。身怀六甲的孕妇照样必须参加劳动。母亲肚子里怀着我十个月，脚肿得老粗，依然下田割稻、插田，生下儿女没有几天，又要插田。由于过月子没有营养保证，又无法休息，导致母亲后来长年腰脊椎劳损，全身关节疼痛。每到阴雨天气，全身发痛，一到冬天，就形同瘫痪。双臂不能伸直穿衣。

    我读小学时，有一年天气酷热，温度高达 38 度，母亲却浑身发冷，我们只穿背心，母亲下身却裹紧厚厚的棉裤倒在床上。那段时间，母亲几乎奄奄一息，我们穷得家徒四壁，没有钱看医生，也没有钱买肉给母亲吃。父亲只好求神拜佛。姊妹们有空就去小河沟捉泥鳅煮汤给母亲吃。我在旁边六神无主，惶恐不安。这段时间真正体会了“有母的孩子像块宝，无母的孩子像根草”的悲哀。母亲后来竟以惊人的毅力活了下来，我们也有幸再次沐浴母爱的光辉。

舔犊情深 大慈大悲

    那个时而要“改山造田”、时而要“斗资批修”的白色恐怖年代，也是饥寒交迫的年代。在大集体生产队里，母亲每天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虽然是集体大锅饭，但是，母亲从来不偷懒，周围的人都愿意跟她搭档劳动，因为她拼命干活，劳动效率高。跟她一起做事，任务完成多一点，可以多获得一点工分。可是，父亲、母亲拼死拼命地劳动，家庭每年还是亏损超支，不知那年头的会计帐目是如何计算的。劳动中，母亲将分配的一小碗米饭全部带给我吃，自己回家煮一点山芋丁子吃。刚刚煮熟了，“催死催命”的劳动哨音又吹响了，母亲吞下几口，忍饥挨饿就又去劳动了。

    小时候，我与母亲睡在一个床上。床上的蚊帐有很多破洞。每到晚上我就和母亲一起补洞。我用米糊和废纸补注漏洞，防止蚊子侵袭。夏天，天气异常炎热，我无法入睡。母亲拿着芭蕉扇子在我身边一直摇来摇去为我扇风。可怜的母亲一夜不知道能不能合上一会眼。天亮后，母亲常常叹息说：孩子昨夜又出了一身的虚汗，可怜营养不良啊！

    在皖南山区，那时还是有浓厚的男尊女卑的不良习俗。有些邻居的妇女不时遭到丈夫的殴打。有些婶婶在泥巴田里摔得一身污泥。母亲看了，总是心急如焚前去阻止，将被殴打的妇女接到自己家里，给她们洗澡、换衣服，留她们在我家吃饭、住宿。

    周围邻居大人不在家时，孩子上学遭遇风雨天气，湿了衣服鞋子，母亲总让父亲去把孩子背回家，将湿透的衣服全部换掉，一个火桶让孩子取暖，另一个火桶为孩子烘衣服。有的邻居婶婶生孩子，双脚肿胀，不能着地，母亲在寒冷的冬天默默无闻地替她们洗衣服。母亲还为亲友、为邻居抚养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长大了，发财之后便一去不复返。母亲从未对我提起过这些事情，也从来没有抱怨过某某人忘恩负义。在母亲过世后，昔日母亲的同伴们泪流满面地向我诉说母亲的往事，有的甚至跪倒在我面前，泣不成声。

    母亲去世后，载着母亲遗体的救护车经过母亲在县城长年居住的街道时，街道两边的人们自发燃放鞭炮为母亲送行。故乡小村的人们派了十几个人去县城迎接母亲回家。村里男女老少，老实的、木呐的、世故的、轻狂的、傲慢的人们都在母亲灵前谦卑地叩首致敬。乡亲们将一篮又一篮免费的蔬菜、鸡蛋源源不断送过来，我们姊妹亲属吃饭几乎不用买菜。我本少无适俗韵，对家乡也无任何贡献，从来不去刻意迎合任何人，乡亲们却倾力协助丧事，把我的母亲当作自己的母亲，全是发自对母亲的敬意和感念。

    母亲性格木呐，不善言辞，只会沉默倾听。经常有一些好事者来到我家反映某某人如何卑鄙、如何十恶不赦，母亲总是静静地听着，没有反驳，也没有附和，更没有火上浇油，听完后只是希望大家各让一步，退一步海阔天空。有时让人家互相站在对方的立场想想问题，上半夜替自己想想，下半夜也替人家想想。无论遇到多么大的疾风暴雨，到了母亲那里最后总会风平浪静。母亲有时说：一个人内心里装满太多的怨恨，自己不会轻松的，受伤的还是自己。所以，经常劝人家以和为贵、宽大为怀。母亲具有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人格魅力。母亲常常告诫我做人要忍耐、包容、冷静，宰相肚里能撑船。为了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这种人活的很辛苦。

饮水思源 燕子衔泥

    我们家里稍微吃一点新奇的东西，母亲总是让我用托盘送到书机（故乡话，夹在墙壁之间放茶水的木板条）上先给祖先“尝尝”。祖先“尝”了以后，我们才能动筷子。每年过年，母亲总是要我在春节前后送饭到祖先的灵位前，恭恭敬敬地行礼、上香。母亲说这是一份心意。不信但看檐中水，点点落地不差分。意思是自己不孝敬父母，后来的子孙也不会孝敬自己。好的示范，会让子孙跟着学好；坏的示范，会让子孙跟着学坏。

    母亲经常对我说，曾祖父文武双全，创办学校、教书育人，尽管在地方上小有名气，但是对祖先是毕恭毕敬。每次从外地回来经过祖先的墓地，都要行礼叩拜。水总是往下流，长辈总是希望儿孙生活幸福，为人子孙者要懂得感恩。 人不是生下来就有这么强壮，也不是一生下来就这么有出息，有点成就要感谢长辈的抚养，做人要懂得饮水思源。

    小时候，我常常看到母亲默默地为我们祈福，有时悄悄地拜祭土地神。我当时没有任何感觉。今天，当我回到家乡，心里多少能有一些感触。比起阿富汗、巴基斯坦、非洲沙漠那些荒芜的山顶、干涸的沙漠，故乡的土地山清水秀，果树成林，难道不应感谢大自然的恩赐？对自然和土地保持某种敬畏难道是迷信落后？

    我读高中时，在学校常常不吃早饭，馒头只有老师才能吃上。学生只能吃稀饭，那个稀饭实在难以下咽，都是剩饭做成的，而一些咸菜则是不分日夜放在露天，任凭苍蝇蚊子在咸菜上飞舞。为了中午能吃多一点饭。我从家里带了一个装咸菜小坛子。周围的同学说，在学校生活艰苦，回家最好不要说，不要让父母担心。因为即使父母担心，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于是回家后如法炮制。母亲问：在学校能吃饱饭吗？我说：吃得很好。有一次，我将菜坛带回家，不小心没有洗去坛内的霉。母亲看到发霉的坛子后，眼泪大把大把地落在地上。

    当我兴高采烈上大学时，母亲忽然怅然若失，似乎预感到燕子衔泥空费力的悲哀（乳燕羽毛渐丰，要飞走了），常常叮嘱我多给家里写信，如果学习忙的话，三言两语也可以。我也真是忘恩负义之徒，一卸下高考的重负，就埋没在图书馆的书海里，常常忘记了母亲无奈的叹息、无声的守望。

    我大学毕业之后，一时觉得自己前途无量，谈婚论嫁是俗人的事情，自己并不着急。母亲有时悄悄地问：什么时候带个媳妇回来看看，有个人照顾你，我就放心了。当我后来带着如花似玉的未婚妻回到老家，母亲见了欢天喜地，问未婚妻最喜欢吃什么菜，住在家里习惯不习惯 . 。

    后来，我们如愿以偿结婚生子。我看着妻子怀孕时常常腰酸背疼的情形，想到自己在母亲肚里十个月母亲还在插田割稻，更加艰辛。我突然良心发现，决定一定回老家看母亲。当我冒着严寒携着妻子抱着四个月大的小宝贝回到老家过年，母亲笑得合不拢嘴。看着我们其乐融融，母亲满意地说：这下我全放心了。离家前母亲悄悄地把我叫到一边说：儿子，你有福气啊，这么漂亮的老婆，以后脾气要放好些。不要土牛木马，一蛮三分理（故乡话，不要蛮横粗暴，固执己见的意思），你的老婆省吃俭用，知书达理，是个好姑娘；城里的大家闺秀，难免有点娇气，有事要互相商量，慢慢学会过日子。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我逐渐学会了尊重女性、同情弱者。

    我经济稍微宽裕一点的时候，也借钱给一些亲友，金额并不小。这些亲友后来不但不还我的钱，还在外面欠了其他人的债务。这些人后来找我要债，说是看着我父亲的面子才借给他们钱的。于是，我后来又不得不替他们还债又还息。替他们还清债务后，债主对我没有一丝感激，却说还差多少利息。有时我跟母亲抱怨：像我这样做人，是不是太窝囊？我也不是很富裕，我买房子，有些钱也是借来的。母亲说：不窝囊，那些人的确也是看着你父亲的面子才肯借出的，如果当初你决定帮他们一把，就帮到底吧。他们也不容易。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落难的时候，多念念人家好的地方。银钱如粪土，情义值千金；万贯家财留不住，青山黄土是我的家，母亲经常这样对我说。

    我本一介书生，无德无能，却也能安居乐业、享受天伦之乐；多次遭遇重大交通事故，却总能逢凶化吉、安然无恙，这都要感谢母亲的修行和恩德。

    （母亲没有受过正式的文化教育，是旧时代出生的女性。我小时候记忆最深的语文课的句子是“新旧社会两重天”。旧时代孕育的那种自尊、仁爱、质朴、坚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悲天悯人的品格，恐怕不是新社会“斗争哲学”培养起来的一代娇生惯养、八面玲珑、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新人所能项背的。

    中国传统的教育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其核心是仁爱，教人学会爱人，从未教人学会怀恨。后来的教育破旧立新，鼓励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使人性、人道荡然无存，造成了今天的社会唯我独尊、唯利是图、人欲横流。我从老一辈的平民百姓或者知识分子身上多少能体会一些中国儒家传统的风韵。回想 陶行知 先生在那个战火纷飞的艰困年代，与学生和村民一起在南京晓庄挖土建校、教书育人，在重庆为学生化缘觅食，然后又到上海推广国民教育。他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比较当今名牌大学校长与利益集团、地方政府互相勾结，不惜以户籍制度为借口排斥内地学生入学受教育，这是多么强烈的讽刺！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多么严重的倒行逆施！我也因此时时思考所谓“旧时代”在方方面面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东西正在花果飘零，而最不可思议的超越人们想象力的坏东西正在层出不穷。）

流连不舍

    母亲过世后的第一个晚上，我回到附近婶婶家睡觉。一只小鸟在窗前一直急切地呼唤着我的乳名。从晚上 11 点直到早晨 5 点，那焦急的声音，如同杜鹃啼血。我坐在床上整夜未眠。母亲也许担心我的安全，也许希望最后几天我能守在灵前。第二天晚上，我守在母亲的灵前，小鸟飞过祖堂的屋顶，连叫六声我的乳名，这时是轻快的叫声。我问身边的兄弟姐妹，是不是在叫我的名字？大家都说：是的，母亲还是把你当作小孩子照顾。

    （人们将科学暂时不能解释的东西一律称为封建迷信，难道这就是科学的态度？）

    母亲在我们姐弟们呼呼大睡的时候，悄悄地离开了。没有一声招呼，潇洒地走了，最后两天留给我的全部是快乐的记忆。

    （我自不量力、笑傲江湖，却不知体会母亲孤独寂寞的心情。韶光易逝，人生如梦。沐浴在母爱光辉中的人们，请珍惜自己的母亲，不要抱怨母亲总是沉迷于往事。今天你们经营的事业无论如何轰轰烈烈，几十年后也将只是一件往事。抱怨母亲的罗嗦，那是因为有母的人不知无母人的苦与痛。听过《怀胎灯》的人们，请永远铭记：娘奶不是长流水，娘奶不是树上浆，娘奶是人身汤。）

    我最慈祥的母亲，您含辛茹苦呵护我几十年，我却未曾侍奉过您一天。过去每个春节您都在靠在门口颤巍巍地等待我回家，从今以后您就无声无息地长眠在故乡的山坡上。日落西山还见面，水归东海不回头。我到哪里去追寻您慈祥的面容、温柔的声音？为什么你不再回到我的梦里，让我拥有母子团聚的片刻喜悦？

    我忽然想放歌，可是，母亲，您听得见我的歌声吗？

懂 你

你，静静地离去
一步一步孤独的背影
多想伴着你，告诉你：我是多么的爱你

花，静静地绽放
在我每个想你的夜里
多想告诉你，其实你一直都是我的奇迹

一年一年，风霜遮盖了笑脸
你寂寞的心有谁还能够体会 ？
是不是春花秋月无情
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 ？
把爱全给了我，把世界给了我
从此不知你心中苦与乐

多想靠近你
告诉你我其实一直都懂你
把爱全给了我，把世界给了我
从此不知你心中苦与乐
多想靠近你
依偎在你温暖寂寞的怀里
多想告诉你：你的寂寞、我的心痛在一起

家
轻轻地爱你，轻轻地爱你，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轻轻地想你，轻轻地想你，我的眼泪，我的眼泪
谁能给我更温暖的阳光，谁能给我更温柔的梦乡？
谁能在最后终于还是原谅我，还安慰我那创痛的胸膛？
 

我的家庭，我诞生的地方
有我童年时期最美的时光
那是后来我逃出的地方
也是我现在眼泪挥去的方向
 

轻轻地爱你，轻轻地爱你， 我的宝贝 ，我的宝贝
轻轻地想你，轻轻地想你，我的眼泪，我的眼泪
谁能给我更孤独的门窗，遮盖着内外风雨的门窗
谁能在最后终于向矛盾摆摆手，还祝福我那未知的去向？
 
我的家庭，我诞生的地方
有我童年时期最美的时光
那是后来我逃出的地方
也是我现在眼泪挥去的方向。。。。。。

    我最坚强的母亲，通往天堂的路，有没有车来车往？有没有山高水长？在每一个驿站、每一个渡口，请您放心大胆向前行。您操劳了一辈子，不用再牵挂我们了。您的叮咛，我都紧记在心，也会努力实现。

    我会以孝敬母亲的心去孝敬中国的劳苦大众，为这个社会的文明自由、为台湾海峡的和平贡献绵薄之力。即使只有萤火虫的微光，也要发光发热，决不辜负母亲赐予的生命。如果这个社会三十年后依然没有任何变化，请您尽早过来迎接我，让我们母子团聚。我愿意继续做您的儿子。如果我不配，我愿意为您做牛做马，弥补这一世的不孝。

2007 年 7 月 24 日 作者 阮永松

    我的父亲阮银太先生于 2005 年 3 月 1 日零时零三分在老家解脱病痛，幸福地回到天国。享年 77 岁。

    父亲的青少年时代是一个兵荒马乱、生灵涂炭的年代。先后有日本侵华战争、国内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父亲一生大部分生活在混乱、动荡、贫困的年代。

    乡亲们说，幸亏我曾祖父吸食鸦片，家境败落，要不然在文革中只要稍微有一点资产、有一点知识的家庭都会被划分为“地主”、“富农”之类，就会遭到灭顶之灾了。我们家尽管被划为贫农，却也没有逃脱时代的悲剧。

    1957 年以后，中国各地刮起浮夸风，粮食“亩产千斤、万斤”的“喜讯”每天雪花片般地飞进中南海。出身农家的政治领袖竟也信以为真，却不知全国各地早已哀鸿遍野。中共号召大炼钢铁，每个家庭的铁锅都要上交，砸破铁锅变钢铁。我的家乡也没有逃过劫难。村民们都集中在一个共同的大食堂里就餐。大家并不是都可以吃饱饭。参加生产劳动的人，可以吃上一碗白饭，其余的人酌情分到一口稀饭。我的小姑姑一边劳动，一边还在生产队里唱歌（为领袖歌功颂德的革命歌曲），每天可以多分到一碗米饭。小姑姑就将这碗米饭装在袋子里，隔几天就送回家给老人吃。奶奶饿得双脚浮肿，走不动路。我的父亲耐不住饥饿，先后辗转逃难到了江西、湖北以及附近的望江县。那个饥荒的年代，青壮年大多出去逃命。生产队对逃跑户实行严厉的报复政策，对逃跑家庭限制粮食供应。我的祖父双目失明，从大食堂无法获得粮食，加上病魔缠身，后来被活活饿死。

    有很多同辈的兄弟们回忆起父亲都感到非常温暖。一位兄弟说，跟随父亲出去逃难，有安全感，重担子大部分时间都是父亲挑着，跟着他在一起能吃上饭。那时没有火车、汽车等任何交通工具，逃难全靠双脚。一双草鞋、一担箩筐，父亲与村子的同辈伙伴们一起跋山涉水、四处寻食。

    中共依靠农民革命建立政权，却在五十年代后期颁布了史无前例的户籍法，将中国公民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严格限制农民的自由迁徙和流动。父亲当年带着一群伙伴逃难江西时，在边境遭到阻拦，原因是没有拿到“出境”批文，父亲一群当天又肩挑重担匆匆赶回太湖县城请求批准。一双草鞋，一双重担，风里来雨里去，一天奔波一百华里。

    在那个饥荒的年代，乡亲之间仍然维持着老少有礼、进退有仪、民风淳朴的和谐局面。尽管是在逃难，父亲仍然关照一起的伙伴，重担自己一肩挑着，有饭大家一起吃。奶奶自己饿得双脚浮肿，仍然从仅有的一点饭菜中分一口给邻居的老人。这与当今为富不仁、见死不救、弱肉强食、金钱万能的世风形成鲜明对照。

    1957 年以后，“斗争哲学”逐渐摧毁儒家孔孟之风。文化大革命中，告密者有功、诽谤者有赏、造反者有理。父亲的一位朋友戴叔叔被打成右派，周围的亲戚熟人都退避三舍，不敢接近。我的父亲仍若无其事地跟他家一起吃饭，帮他们一家买柴、买猪。戴叔叔见到我总是说：你父亲是我的患难之交，周围的熟人见了我形同陌路，他没有一点自我保护意识。

    七十年代初，中国农村依然是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一潭死水。我们家中老少勉强能够活命。我的奶奶长年卧病在床。为了奶奶喝上一口糖水，最后变卖了家中最后的桌子、梯子。每次父亲硬着头皮去央求商店的营业员开开恩。那时实行配给经济，买糖要糖票，买油要油票。父亲为奶奶向人求情，就差没有下跪。

    小时候，我们家中一贫如洗，勉强度日。父亲仍然供养我和大姐姐上学。我们没有钱交学费。父亲从百里之外的深山老林中去拾柴火。一次在山地下坡时，父亲一头栽倒在地，膝盖跌破了皮，沉重的担子压在身上。父亲从地上慢慢爬起来，又挑起担子上路了。快到学校的时候，一位退伍军人亲切地给父亲递上一支香烟。父亲道谢后把香烟收进口袋，然后将这支香烟递给了学校接收柴火的炊事员。在炊事员面前，父亲又是鞠躬，又是感谢。这些柴火钱就当作我们的学费。

    每到冬天，雪花飞舞、寒风刺骨，我们身着单薄的棉衣冻得发抖。父亲悄悄地走到县城，拾回城里人丢弃的或者赠予的旧衣服、旧鞋子。我们穿上父亲拾来的衣物，一家大小如获至宝，父亲也非常满足。我们还记得他眉飞色舞地讲述有些城里人如何嫌弃乡下人、有些城里人如何富有同情心、有些城里阿姨如何嫌弃挑大粪的农民、农民兄弟又是如何戏谑城里人分不清韭菜和麦苗的情形，他总是传神地把苦难的生活快乐化。去年冬天，我在上海看见公司大楼附近有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推着回收旧物的板车，在凛冽寒风中神情麻木、冻得直打哆嗦。我的父亲当年是否也是一样在寒风钟颤抖呢？

    全民“愚公移山、改山造田”的年代（客观地说，中共治理大江大河，的确造福子孙后代，盲目砍伐森林、建设梯田则是日后水土流失、洪水泛滥的主因。），父亲、母亲每天都参加改山造田的劳动。中午休息时，全体劳动者都在一起吃大锅饭。我中午放学不回家，直接赶到劳动工地吃饭。一大碗饭，我狼吞虎咽几下子就吞下了。直到后来我上了大学后才知道那时我都把父亲中午的口粮全部吃光了，父亲空着肚子下午又开始劳动了。

    由于中国实行招生地区、阶级歧视性政策，尽管农村教育设施落后、农民子女农活和家务负担沉重，农民的子女报考大学时的分数线却要远远超过大中城市的学生（ 21 世纪的今天，歧视政策更是变本加厉）。农村地区考生录取率很低。一般农家也不指望子女能考上大学、脱离土地。当周围同辈兄弟嘲笑父亲送女儿上学时，父亲保持沉默，但仍不改初衷。为了我们读书，他忍饥挨饿，十几年没有吃过一块肉。父亲固执地认为，他自己尝尽千般苦后，神会保佑他的儿子。

    上大学后，我信心百倍，粪土当年万户侯。有一个夜晚在家门口听广播，我竟旁若无人地收听台湾的节目。父亲看了吓得脸色发青，责问我哪来得豹子胆，不怕死吗？我那时年轻气盛，如何能理解们父辈们的辛酸？我竟然当众与父亲公开顶撞：“他们的人均收入是我们的 18 倍，我要了解一下。”我离家在外，因为常常口无遮拦，使得父亲经常胆战心惊。

    父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每当看到电视上介绍台湾海峡剑拔弩张的严峻局面，父亲经常无奈地叹息，问我们台湾问题能不能和平解决。中国人之间千万不能再来一次战争了。冤仇宜解不宜结，战争的受害者只是平民百姓。父亲自言自语地说。而我们则是无语问苍天。

    父亲特别爱好传统戏曲和评书。听起《杨家将》、《天仙配》、《岳家将》等脍炙人口的历史名作常常入迷。激动时禁不住热泪盈眶。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自己一旦富裕发达以后千万不可为富不仁，一定要多做诸如修桥铺路的善事。无论走到哪里，看见地上躺着年长体弱的乞讨者时，他总是弯下腰从口袋掏出一些小钱。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要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挖井人，不可忘记祖先的恩德。我上大学前，每逢过年父亲都要带我到祖先墓前祭拜。父亲不仅告诉我们对祖先要感恩，对普通人也要与人为善，对恩人更要心存感激。他常常说：人待我一尺，我待人一丈；人待我一丈，我把人顶在头上。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二十多天，父亲双目失明，滴水不沾，不能说话。我匆匆赶回老家时，父亲舌头短了，他用含糊的声音说，小琴（我的太太）是个好人，要爱惜她；你岳母也是个好人，要善待她；不要打孩子；冬天晚上要检查你母亲睡觉是不是睡得暖和。父亲应该还有许多话要讲……

    我一年到头难得几次回老家，见到父亲总是振振有辞地说自己忙，父亲却不计较。直到生命的后期，父亲仍然向往着康复后能到上海与儿子住在一起。我每天为着几个臭钱在患得患失、寻寻觅觅，竟不知疼惜这个多少年来为我披风挡雨、担惊受怕、默默祈祷的亲人。

    三十多年来与我荣辱与共的父亲，从此不再分担我生命中的辉煌与暗淡、成功与失败、快乐与悲伤。

    想见音容空有泪，欲闻教训杳无声……

    感谢父亲，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千方百计地让我读书。正是父亲尝尽千般苦难才有我今天精神的独立和自由。

    感谢父亲，教会我做人的道理。正是父亲严格的管教，使我远离各种不良习气、始终保持进取心和同情心。

    放心吧，父亲，我会更加疼惜母亲、珍惜亲人，以此报答父亲的深恩，也希望天下的游子对自己的父母多一份爱心和耐心。

    父亲的一生是中国亿万农民命运的缩影。我会继续宣扬“敬天、惜地、爱人”的理想，不图回报、不计毁誉地做中国农民的忠实代言人，为国民的文明开化、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贡献自己的微薄心力。

    愿父亲在天堂里快乐、自由……

防止台独　内政优先

阮永松（上海）

　　台湾海峡两岸渐行渐远，李登辉等台独势力的恶意分化是根本原因。但在同时，它与大陆过去所犯的错误以及对台政策的失误也有关。

　　李登辉之流是万恶之源，但他为什么能屡屡得逞呢？显然，在过去若干年里，大陆在处理台海诸多问题上，缺乏深谋远虑。例如，10年前李登辉发动加入联合国的活动，当时大陆何不反将一军，欢迎他们在“一个中国”的牌子下参加联合国活动？

　　世界卫生组织也是一样。九二一大地震、沙斯猖獗时，大陆主动邀请世卫组织代表到台湾考察。与这些组织见一面，中国的主权就真的受到威胁吗？没有的事情！如果台湾某个城市再要申办亚运会，大陆绝对不能像过去那样联合外人对付台湾。否则，台湾支持统一的力量以后连1％的比例都可能没有。

要斗智，不要斗气

　　另外，“不放弃使用武力”是一项战略选择，无可厚非。台湾没有宣布独立，大陆不会使用武力。但在没有准备好动武之前，以少说为好。说了20年，一点用都没有。该出手时就出手，未出手时不要轻易动口，否则，就被笑成纸老虎了。年复一年地重复警告立场，僵化不变的孤立打压，不仅没有控制住台独，却反被台独分子利用。

　　跟台独分子要斗智，不要斗气。要充分考虑到台湾人民的感情。国台办官员和发言人，要由有气度，要有世界格局的人担任。不能只会声色俱厉地呵斥，在严正声明立场时，还应该有智慧、有亲和力，唯此才能感动台湾、说服世界！

　　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是无可置疑的，但用不着时时刻刻重复，尤其是在台湾发生地震等自然灾害时，要以人道救助为第一优先。否则就会被台独分子利用，制造悲情，叫嚷中共“惨无人道”，“无视2300万人的生命”，等等。主动为台湾同胞服务，就是最好的行使主权。中国坐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上，台湾跑不了。

　　台湾海峡两岸最终能否和平统一、和平融合，归根结底取决于大陆的经济实力、政治文明的发展。13亿人口的超级社会，东西南北发展不平衡，国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地震、水灾等各种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交通事故、煤矿瓦斯爆炸等安全生产事故层出不穷。在这样的国度里执政，实属不易。13亿的庞大数字，解决问题的复杂性是普通小国无法想像的。世界各国、台湾人民难免要持些许同情和观望的态度了。

要建立公平社会

　　中国要解决台湾问题，最有效的办法不是统战，而是厉行法治，优先内政。公平均富的社会才有说服力和吸引力。

　　目前，无论经济建设，还是教育投资，大陆都将重点放于城市，忽略了占人口大部分的农村。仅就教育而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在经费投入、师资力量、设备环境等方面，远远优惠于内陆地区，可是内陆地区的学生却要以远远高出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考试分数线才可以进入全国性的重点大学，而这些大学所在的大城市却以庞大的比例招收本地学生。这是典型的地区歧视、阶级歧视。

　　一个国家人分几等，不应该是文明社会的特征。政策上的地区歧视、阶级歧视，对于国家的团结、统一，对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一点好处都没有。解决农民问题很困难，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改变招生政策一点也不难，只要政治决心而已。

　　中国内陆农民的苦难，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有详细描述，其中“想像不到的贫困，想像不到的无奈，想像不到的悲哀”的词句令人震惊。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原因在于过去错误的政策导致农村极端落后。

　　大鸣大放的民主在中国的现阶段没有必要，但官员的升迁完全不受民意约束，只会使腐败更加猖獗。

　　许多在当地臭名昭著的贪官，任期届满后又转移一个地方担任领导，他们当中甚至有检察长、法院院长。这样如何能指望贪官来惩治腐败？

　　在不成熟的社会，搞大规模民主选举成本太大，但摸索监督机制，引进民意监督已是刻不容缓。民愤太大的官员无论如何都不能连任，更不能升官，该免职的应一律免职。小规模的民主直选应该开始试验，比如上海和深圳的区长、局长，可用考试与人民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要有言论自由和廉洁政治　

　　新闻监督的权利要下放。新闻报道的权利受到限制，丑恶现象不能及时曝光，正好符合有些不愿意受约束的玩忽职守官员的心愿。中国各地每年有多少煤矿瓦斯爆炸，多少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多少家庭在无言地哭泣。如果新闻记者可以直接跟踪报道所有的前因后果，可以挖掘相关责任人，包括当地省级领导人的直接责任，这样的事故一定会大大减少。

　　保护言论自由，保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权利，只会促进社会的和谐和文明，提高执政党和政府的威信。关键是高层要痛下决心，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切实保护言论自由。

　　据报道，目前在中国至少有4000名涉嫌贪污和贿赂的犯罪嫌疑人在逃，有一些已经逃到了境外，而他们所携带的赃款总额超过了50亿元人民币。未出境的贪官就更多，涉及金额更大。司法系统的害群之马、银行系统的蛀虫、上市公司做假账、发布虚假消息骗取钱财者，按照情节轻重，该罚金的罚金，该坐牢的坐牢，该杀头的杀头。新加坡的鞭笞也可以考虑采用。对腐败分子的宽大，就是对普通百姓的犯罪，对国家的背叛。

　　只有内政廉洁顺畅，百姓安居乐业，民主与法治稳步发展，中国的影响力，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市场购买力和文明程度等柔性文化，才会大大提高，才会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才会增强大陆对台湾同胞的吸引力。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年10月21日）

　　在中共建政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整个80年代应该是中国农民最为扬眉吐气的时期之一。在邓小平首先推动农业改革之后，农民不仅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而且还通过勤劳致富相对地改善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城市改革启动之前，广大的农村地区确实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的农村改革开始出现瓶颈状态，直到最后基本上停摆。在过去20多年里，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虽然农民的处境也有相当大的改善，但整体而言，农村发展落后于城市的差距急剧扩大，农村居民再次回到弱势处境。

　　外界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已经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但事实上，只要深入了解一下中国社会的现状就会很容易发现，比政治改革更为紧迫的其实是农村改革。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也就是所谓“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可谓首屈一指，但受到重视的程度、所投入的精力和资源，却不成比例。

　　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农村问题太复杂，一般急功近利和好大喜功的官员知道在短时间内难以做出政绩，因而避难就易，避重就轻，做到无过便是功；二是农民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诉求，维护自己的权益。其结果是，各种问题不断累积，一有时机就爆发出来，并且动辄就是大规模抗争行动。

　　这样的抗争行动最近在中国的一些省份连续发生，其中还出现了官民对峙、警民对抗的局面。很明显，所有抗争行动都是因为具体的利益争执所引起，而很多都涉及农民的土地被征收后，没有获得合理的赔偿。

　　本来，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但最后却都闹到暴力对抗的地步。这就再次说明，由于中国农民在各类政治机制中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利益代表，所以当他们受到欺压、受到盘剥、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就不得不依靠群体的力量，来共同面对强势跋扈的官员和财大气粗的利益集团。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不断向农村地区扩展，中国农民利益受损害的事件还将层出不穷。虽然这样的纠纷看上去错综复杂，但解决起来其实并不十分困难，关键是各级当局是否真正做到“利为民所谋”，是否舍得让社会底层的民众也能分享到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好处。

　　中国农民是一个守本分，明哲保身，甚至是逆来顺受的群体。自古以来，只有官逼民反，而没有蓄意地犯上作乱。从这个角度看，合理和正当的抗争行动，不会像某些国际媒体所渲染的那样，将对政治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但关键要看各级政府本身如何面对。假若把这种抗争行动看作是敌意行为，或者无限上纲，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借口予以强力压制，那只会激化民愤，从而给社会稳定真的带来威胁。

（原载2004年11月1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难真正发表独立观点 中国经济学家看谁的脸色？

　　中国新闻网/魏晞

　　独立经济学家郎咸平主持着一档“财经郎闲评”的节目，但这位铁齿铜牙者眼下一点不“闲”。因为开罪了来自中国海尔、格林柯尔、TCL、科龙的“大金主”，他目前手握法院传票，更要面对四方指责。

　　且不问专找大公司挑赞美的行为炒作与否、目的如何，再暂且搁置对其研究份量与深浅的疑问，这位郎先生至少应该赢得这样的评论：不看他人脸色的经济学家。

　　中国国内有媒体评论，中国经济学家分为三类：理论研究型、商业型、为政府和公共利益服务型。此三类或独坐书斋少问世事，或牵涉特定商业集团利益明哲保身，或服务于政府部门谨言慎行，都少了开口说话的自由。

　　因此，当以“独立经济学家”身分出现的郎咸平打出“曝光顾雏军并购神话”“四问海尔管理层”“质疑TCL集团财务数据”等等几发重炮时，社会反应会如此激烈。

　　中国缺少不看他人脸色的经济学家。至少面对那些羽翼丰满的上市公司时，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失势的。当他们以“独立董事”的身份位列各大公司董事会时，恰恰缺少了“独立”的声音。或者说，他们更多的将注意力放在各自精深的宏观领域，对微观的公司治理问题缺乏热情。

　　奇怪的是，更多时候中国媒体成为代表大众监督中国企业、特别是上市企业的中坚力量。他们口诛笔伐，揪出了银广夏、蓝田股份、麦科特，捅开南方证券、德隆系身上的黑洞，往往使很多将不可收拾的错误得以止步。而经济学家，却很少在其中担当角色。

　　大多出身文科的写作者们尚且能从烦冗的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中找出问题，可见经济学家非不能为，只是不愿为。

　　因此，郎咸平的声音所以被一再放大，是因为这样的声音之前太少。他实际反映了目前投资者的普遍疑虑：担心某些上市企业会在完全合法的前提下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据称，郎咸平下一个研究目标将是北大方正、清华紫光、三九集团以及民企南京斯威特和上海的复星实业。无论如何，我们相信监督的眼睛越多，错误的行为越少；上市公司黑洞越少，普通百姓损失越少、国家也越好。不看他人脸色敢于说话的经济学家，则是越多越好。